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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昌吉州2017年三季度以案释法典型案例汇编-

时间:2019-08-24 19:23:34来源:五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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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昌吉州2017年三季度以案释法典型案例汇编

【民事纠纷类】

一、儿子去世 婆媳法庭争房产

案情回顾:

40岁的李红某和张某于2010年月21日登记结婚,双方无子女,但两人早在1999年就开始共同生活。2007年4月,两人购买了阜康市一处院落,院里有两间砖木结构的房屋;2007年8月,张某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某证;2008年4月,两人又在院里加盖了3间砖混结构房屋,并把张某的母亲接来共同生活;2011年4月,两人再次加盖了两间砖混结构的彩钢板顶房屋。经价格鉴定,上述房地产价值22.62万元。

2011年12月,张某生病去世,未留遗嘱。张杰死后,留下1万元加盖房屋的债务。

张某的母亲年过六旬,儿子去世后,她把儿媳赶出院子,并对前来做调解工作的街道干部说:“我儿媳妇现在住的楼房,产权是我儿子的,可她却一直不肯搬出去,现在我要替我儿子收回房子。”

对婆婆的指责,李某也不示弱。她说:“我居住的房子是我和丈夫的共同财产,房产属于遗产,即便要分,也应该由我和婆婆一同分割。”

一院房产,婆婆说拥有产权,儿媳妇却不承认,婆媳闹上了法庭。原告是张某的妻子,被告是张某的母亲。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去世未留遗嘱,他的遗产应由其妻李红、其母何某均等继承。李某虽与张某在2010年登记结婚,但李某的证人均证实,双方自1999年即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间所置办的房产虽然产权登记在张某名下,但并不影响其双方共有的性质。而1万元债务是夫妻两的共同债务,张某应当承担5000元,应当从张某的遗产中清偿。

案件评析:

办案法官认为: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法定财产制是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除夫妻个人所有财产和夫妻另有约定外,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通常情况下,除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和夫妻约定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或一方所得财产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

因此,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才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也就是说,夫妻一方死亡的,并不能以所有的夫妻财产为其遗产,而应当先从家庭财产中认定夫妻共同财产,从中划出一半为生存一方配偶所有,另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加上死亡一方的个人财产,即为死亡一方的遗产。

二、周某与房地产公司劳动合同纠纷

案情回顾:

周某于2012年6月25日到某房地产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有期限自2012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6月24日止的《劳动合同书》。周某入职时担任整体项目、公司贷款工作,并兼任售房工作。双方约定周某的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房产公司以周某在工作期间不服从工作安排、与上级领导冲突、影响公司工作为由,于2016年1月22日公司法人让周某离开公司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周某认为,其在工作中尽心尽力,不存在公司所述的不服从工作安排、与上级领导冲突、影响公司工作等违纪行为。故此,周某以要求该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相当于4.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为请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

裁判结果:

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定,该房地产公司应支付周某解除劳动合同相当于4.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周某在工作中是否存在不服从工作安排、与上级领导冲突、影响公司工作等违纪行为,以及周某所诉的经济补偿金的金额是否符合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金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 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公司未就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无法采信,即公司以周某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成立,鉴于双方均无存续劳动关系的意愿,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周某于2012年6月25日到该房地产公司工作,双方于2016年1月22日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周某于以前在公司工作时间,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第五条规定: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周某于以后在公司工作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故被诉人应向申诉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相当于4.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三、王某工伤认定

案情回顾:

2002年3月至2007年6月,王某在A县甲煤矿从事井下炮工工作,而后离开。2007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B市乙煤矿井下当班长,而后离开。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王某在A县甲煤矿从事井下掘进工作,签定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月7日-2014年1月6日),王某于2013年8月24日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住院后再未到单位上班,而是从事个体经营,双方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手续。2015年9月17日,王某因身体不适入住D区职业病医院,主要诊断结果为:间质性肺疾病尘肺。2015年王某发现自己患尘肺病,要求用人单位处理未果。2015年8月24日起,王某先后向A县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委员会、A县人民法院和C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劳动关系仲裁和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12月23日,经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职业性煤工尘肺贰期。2016年12月26日,王某向A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A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裁判结果: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第二项,确认王某同志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案件评析:

本案中,王某罹患职业病没有明显的争议。本案的焦点在于王某是否与原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王某在A县甲煤矿从事井下掘进工工作,签定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3年1月7日-2014年1月6日),王某于2013年8月24日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住院后再未到单位上班,而是从事个体经营,双方未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手续。尽管王某未去用人单位上班,且劳动合同期限已超过,但双方并未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最主要的是用人单位未采取公告、书面通知等形式要求王某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属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王某在A县甲煤矿从事井下掘进工工作,直至2013年8月24日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住院后再未到单位上班,而是从事个体经营,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

四、雇工皮某死亡赔偿纠纷

案情回顾:

皮某与姜某某系雇佣关系。张某某、高某某两人系合伙关系,共同经营采棉机业务。2016年10月13日凌晨,二人在承揽了姜某某1000亩地棉花的机采业务后,进入棉田地中开始机采作业。因采棉机采下的棉花在卸到地中停放的车斗中后,需进行人工踩实作业,为此,姜某某雇佣了巴某和皮某分别在棉花地的南、北两侧从事该项工作。当日19时许,巴某的母亲和姨姨吉某将其换下后,巴某返回宿舍休息,而在棉田地北侧的皮某则因无人替换而继续留守工作。

10月14日早晨9时许,布某前去棉花地替换母亲吉某,然后到棉田地北侧皮某工作的车斗中踩踏棉花,在将该车斗内棉花装满踏实后,又到停放在此处的其他车斗中工作至棉花收获完毕。10月14日中午14时许,张某某和高某某将姜某某的棉花采拾完毕后离开,姜某某于当日下午将装满棉花的车斗,拉至新湖监狱狱新轧花厂销售,因下雨停收而未能卸下,棉车则被搁置在轧花厂的收购区内。因在工作中没有见到皮某,一同打工的工人多方寻找未果。

10月15日下午,姜某某将车斗内的棉花出售后卸下,厂区工作人员发现了皮某的尸体。姜某某先行支付了死者皮某亲属住宿费、伙食费等。

2017年1月4日,姜某某与死者亲属达成调解协议,由姜某某赔偿44万元,其中由保险公司赔偿20万元,余款24万元于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付清。经鉴定,皮某胸腹部曾受到较大的钝性外力作用,符合棉花较柔软物体压迫所致,死者皮某系重物压迫胸部致呼吸运动障碍窒息死亡。事后姜某某认为张某某和高某某在往车斗中卸载棉花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从而造成皮某死亡,他们才应负全部的赔偿责任,遂将二人告上法庭。

裁判结果:

法院根据查明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原、被告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二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玛纳斯县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张某某、高某某给付原告姜某某先行垫付给皮某的赔偿款177428.65元。

案件评析: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和高某某在向厢体内倾倒棉花过程中,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造成皮某死亡的主要原因,皮某的死亡与被告卸载棉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二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长达30余小时的时间里,一直是皮某一人在棉花地北侧从事踩踏棉花的工作,长时间连续疲劳工作致使皮某自身的安全防御能力降低。原告姜某某作为雇主,因未能从雇员的身体承受能力和从事踩踏作业劳动强度的角度出发,适时适地安排雇员进行休息,从而导致其雇员超时超强度的连续疲劳作业,最终被采棉机卸入厢体中的棉花掩埋窒息死亡。因此,原告也应负相应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原告作为雇主在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依法起诉二被告,要求对已赔偿死者皮某的经济损失进行追偿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刑事犯罪类】

一、阿某(男)与阿某(女)重婚罪案件

案情回顾:

2016年2月阜康市公安局接到报警:阜康市社区居民阿某(男)与一名暂住在准东石油基地女性以念“尼卡”方式结婚,并生育一名孩子。

收到相关的线索后,阜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民警进一步核实后,于2016年3月31日将犯罪嫌疑人阿某(男)与阿某(女)传唤到公安局进行侦查,经调查阿某(男)与阿某(女)于2012年8月左右在乌鲁木齐市赛马场互相认识,并当年11月份以念“尼卡”的方式结婚同居,于2013年8月20日在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生育一名男孩(名叫阿不都拉,至今未落户)。对以上犯罪事实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笔录、证人证言、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出生证明、昌吉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昌州)公(物)鉴(法物)字【2016】060号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等证据证实两名嫌疑人的违法行为。

裁判结果:

犯罪嫌疑人阿某(男)和阿某(女)的行为已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涉嫌重婚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于2016年4月1日将犯罪嫌疑人阿某(男)刑事拘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将犯罪嫌疑人阿某(女)取保候审六个月。嫌疑人阿某(男)2016年5月3日被逮捕,于2016年6月6日移送起诉。2017年5月1日,阜康市人民法院对阿某(男)判处两年有期徒刑(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对阿某(女)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

案件评析:

(一)处罚以法律为准绳。重婚罪的犯罪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从刑法学传统理论上定重婚罪有两科;类型:一类为法律婚,另一类为事实婚。1、法律婚 法律上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婚姻而构成重婚罪的叫作法律婚,经过婚姻登记机关登记,领取结婚证的重婚。法律重婚以完成结婚登记作为非法婚姻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双方是否同居都无法改变婚姻关系成立的事实。2、事实婚 虽没有进行登记结婚,但却公开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对这种事实婚,在婚姻法上是不予保护和认可的,在刑法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即事实重婚应以重婚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4年12月14曰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

在此案中,阿某(男)与阿某(女)的违法行为属第二类事实婚。嫌疑人阿某(男)与妻子阿丽XX于1993年6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登记并取得合法的结婚证,于2012年11月阿某(男)与阿某(女)两人以念“尼卡”的方式结婚同居,于2013年8月20日在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生育一名男孩。阿某(男)与阿某(女)的以上违法事实构成重婚罪第二类事实重婚的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其是夫妻等三个要素。因此明确认定为阿某(男)与阿某(女)行为完全符合重婚罪。

(二)搜集证据方面。在此案的整个办理过程中,阜康市公安局领导、法制大队及国保大队领导高度重视,多次对证据的收集开展督导工作,严密审核和监督证据的来源,保证了证据收集合法有效,在整个证据收集过程中给出了正确的指导性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整改督促,使本案收集到每一个证据在本案中都发挥证据证明效力,如,在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得知阿某(男)已婚人员后,及时到相关部门及时获取阿某(男)与妻子阿丽XX于1993年6月8日婚姻登记的相关证据,又调查于2012年11月阿某(男)与阿某(女)两人以念“尼卡”的方式结婚同居,并生育一名男孩后,为了查清双方间事实婚存在,根据嫌疑人的陈述及时对当时双方以“念尼卡”等进行深一步的调查,同时询问了当时“念尼卡”在场人员阿某(女)的父母及阿某(男)的朋友等人员,同时在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调取2013年8月20日阿某(女)住院生孩登记及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证据,其次,经对阿某(女)的次子做DNA鉴定(昌吉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昌州)公(物)鉴(法物)字【2016】060号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鉴定出阿某(女)的次子是阿某(男)与阿某(女)的生物学之子。

(三)案后启示。一是公安机关在认定重婚罪时,必须熟悉法律对“婚姻关系” 和“有配偶者” 的相关规定,严格区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以重婚罪论处的重婚行为的界限,准确认定重婚罪, 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利于公正执法。二是办理重婚案件时,证据的搜集要点。在办理涉及重婚罪案件时,首先应当把取证的重点放在对涉案人婚姻关系的认定上,看涉案人是否具有两个婚姻关系。法律婚比较容易认定; 涉及事实上的重婚时,应将重点放在对事实上的婚姻关系的认定上,即要看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是否具有真正的夫妻名义。对于没有配偶的一方,取证的重点应放在本人对对方已有配偶是否明知上,取证时不应只看涉案人自己的陈述,还要走访与其熟知的亲友,获取相关的旁证,并使主观陈述与旁证相互印证,还要调取其他如结婚证、出生证、常住人口登记等证据,有必要的要采集DAN、血样等做相关鉴定,整个案件的证据搜集中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二、卢某无证驾驶致人重伤案件

案情回顾:

2014年11月15日,卢某无证驾驶一小型客车沿玛纳斯县团结路由南向北行驶左转弯掉头时,与其后同向行驶的李某驾驶的电动车相撞,致李某头部受伤(经鉴定为重伤)。卢某因无驾驶证害怕追究法律责任驾车逃逸。后玛纳斯县公安局侦破了此案,并认定卢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卢某赔偿了李某的全部损失。

裁判结果:

卢某无证驾车致一人重伤,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应另行评价,以逃逸情节加重处罚,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应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以下量刑。

案件评析:

《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正确理解法条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是对刑法第133条中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构成犯罪的情形具体化。第三条是对刑法第133条中交通肇事逃逸的界定解释。卢某无证驾车肇事,符合《解释》中的六种情形之一,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之后的逃逸行为就应该引用《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来评价。根据《解释》第三条的解释,卢某的行为当然符合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规定,因而应当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幅度内量刑。

对卢某逃逸行为的量刑评价不属于重复评价。如果行为人只具备逃逸的情形,那么只能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能再作为量刑升格情节,否则就是重复评价。《解释》第三条规定囊括了第一款和第二款中(一)至(五)项情形,唯独排除了第(六)项,正是为了避免出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因而对卢某无证驾车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的量刑评价不属于重复评价。

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卢某无证驾车肇事在前,逃逸在后,两行为之间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但又与前行为相区别,应单独进行评价,才符合立法精神。另《刑法》第133条把“重伤”“死亡”和“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放在同一法律位次来规定。即: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和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逃逸的,均在三至七年幅度量刑,那么行为人在具备《解释》其他五种情形之一,致人重伤的情况下逃逸,量刑当然应该升格,这样才符合立法精神,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行政处罚类】

一、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擅自开工开挖楼房基础行政处罚案件

案情回顾:

2016年6月15日,昌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巡查时发现,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建国路华美综合大厦建设项目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擅自开挖地基基础。2016年6月28日进行调查查实,下发了停工通知书,由该公司全权委托人孙某某(该公司主任)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签收停工通知书。经查,该项目位于昌吉市建国西路66号小区。项目建设单位: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昌吉某某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新疆某某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土方挖运承包方:新疆某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瑞昌分公司。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6471.91平方米,于2016年5月26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16年4月12日签订土方挖运合同。该建筑工程是2016年6月15日开工,目前该工程正在开挖楼房基础,楼房基础长62米,宽32米,深9.8米。工程合同价款是8510300元。因为图纸在自治区蓝图审图中心审。

为进一步做好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工作,昌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6年7月1日给昌吉市住建局送达了关于停办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各项核准审批业务函。2017年5月7日由昌吉市执法局立案调查,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权利告知书。被处罚人的委托人孙某某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签收违法案件行政处罚权利告知书。并向我局提交放弃陈述申辩听证权利的声明书。于5月7日下发违法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已按〔2017〕3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执行完毕,施工许可证已补办,罚款85103元已收缴。

处罚情况:

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事实清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的规定。责令昌吉市某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在限期内补办施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四条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拟按该工程合同价款1%罚款85103元(8510300×1%即85103元)。

案件点评:

查办此案件的特点难点,1、针对好多企业为了逃避缴纳建筑行业的相关费用或以赶工期等理由,不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建设、开工手续。还有个别企业以政府招商引资或棚户区改造等工程名义,施工手续不全,也不愿意配合执法人员做前期的案件调查,不提供相关资料。给执法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2、此案危害,要求当事人按正常程序进行开工前的审批,避免酿成重点责任事故。建筑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如质检、安检和工程监理通过采取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告知性检查和强制性介入检查等监管方式。降低质量安全风险,同时也促进建设工程市场的诚信建设。3、办案体会,针对这样企业不按照建筑工程施工的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正常审批的工程,在查处上难度很大,在个别领域里技术规范也是比较强的。更加要求我们执法人员在今后多学习建筑工程方面的知识。有利于我们在建设市场领域上的案件查处工作。

二、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委会违法占地案

案情回顾:

2017年,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部门根据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卫星遥感监测图斑,经内、外业调查,现场核实,发现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委会占用集体土地修建村微小型创业基地。该微小型创业基地,是该村委员会请示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以村集体土地划定标块进行招标,招商引资进行建设,并且由招来的客商与村委会签订协议,村委会已入股的形式,参与招商企业分红并解决村集体闲余劳动力。经查,已占地5.2亩(其中耕地1.24亩)修建了两栋厂房。但其在使用土地时,未办理土地审批手续,自行违法占地建设。

处罚情况:

在大队调查中,发现该违法占地在村委会西北侧,即村委会确定的村微小型创业基地,原有土地为村上部分未利用的土梁,还有部分多年未耕种的耕地,经村委会平整后进行了公开招标,招商引资进行了建设。通过对乡镇、村的调查,

2017年3月21日,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根据吉木萨尔县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的会审决定,上报昌吉州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按照即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办案原则,向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委会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并处当事人违法占用未利用土地每平方米10元,占用耕地每平方米20元的行政罚款,共计42934.00元整。在向董家湾村委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县国土资源局向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处分建议书》,建议对董家湾村委会领导进行行政处分。

吉木萨尔县二工镇董家湾村委会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立即协调人员与县国土资源局对接,在2017年5月9日之前,将行政罚款全部上缴至自治区财政厅罚没款专户。吉木萨尔县二工镇人民政府在收到《行政处分建议书》后,根据《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第9号令) 的有关规定,正在确定对董家湾村委会相关领导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责令写出检查。

案件评析:

通过各类案件,我们发现,所有的案件都有类同性,大多数案件都是为发展地方经济,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做为制定发展经济的政府部门或乡镇、村领导,都存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概念,虽然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但是在办理过程中,由于现今部分干部还是对一些法律存在盲点,大多都是先上了车,后来通过我们的办案,才知道违了法,才补票,造成了很多损失,所以加强领导干部岗前法律培训势在必行。

在土地执法类案件中,我们发现,有些法律条文存在一定的误区,像没收违法建筑这条,法律要在实用性上没有明确的制定,如何情况下才能没收,如何才能确定没收到位,没收后又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条款的支持。因法律没有赋予国土执法的强制性,在发生违法行为时,可不可以通过其它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制止,如何配合等都没有配套的执法方式与方法,是造成如今土地违法查处不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及时补充相关条款,是不断提高我们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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